1988年拍摄完毕的《敦煌》，却依然折射出，当时倭国人心里的潜意识情结。
片中的西夏王李元昊，问一个中原的汉人书生赵行德：“你认为我的宋国话，说的怎么样？”
赵行德说道：“您说的非常好。”
李元昊问道：“那你认为，我为什么要学习宋国的语言呢？”
赵行德不知该如何作答，李元昊说：“那是因为你们宋国的文化，比我们西夏先进，而且宋国也比西夏，更加的强盛。但是现在，那可就大不相同了。我们西夏有西夏的文化，也有西夏自己的语言了。你觉得，宋国的语言，与西夏的语言，哪一个比较正确呢？”
宋朝人赵行德说：“我认为，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。”
很多年以后，另一个中国人霍元甲，在电影中对倭国的武士说：“我以为，世上的武术，确实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习武的人，才有强弱之别。”
《敦煌》中的李元昊却说：“没错，是没有优劣之分。但是弱者，必须学习强者的语言，只有这样而已。如果有朝一日，西夏征服了宋国，宋国的人，就会争先恐后地来学习西夏的语言，西夏的文字。”
倭国人从很久以前的遣唐使，到不久之前的大日本皇军的转变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意识上蜕变的蛛丝马迹。
他们后来选择了脱亚入欧，转向了西方，彻底信奉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
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这句名言，是中国的严复翻译进化论的一句话。他的译著《天演论》，在倭国影响极大。
按照赫胥黎的原文来说，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各种生物互相进行生存斗争，由天，也就是由自然来选择。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，就存活，反之，不适应的，就灭亡。
英文一个词就是一个意思，适就是适。可是，中国话却没有那么简单。
适，可以是适当，适度，适应，也可以是舒适，适中，适可而止。
ibm公司的名言是：不是强者生存，不是智者生存，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，才能生存。
中国话就四个字解决：随机应变。
三千多年前的《易经》早就告诉地球人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
电影《霍元甲》里的霍妈妈，告诫自己的儿子：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，是要懂得尊重别人，善待他人，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。”
小霍元甲听了，很不服气：“练武练得好，谁敢不敬重？”
霍妈妈笑道：“别人怕你，跟敬重你，那是两回事啊。”
心服口服才是服，打到你服不算真服。一个中国人，即使真的被打服了打怕了，嘴上服气，心里也会念叨着：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十年以后，老子灭你全家！
所以以力服人的米国，只能说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，还远远称不上是伟大。
中国的唐王朝，才算的上真正的伟大，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。确实达到了孔夫子所说的，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
由于大唐王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，到了宋代，“唐”就已经成为东南海外诸国，对中国的代称。海外华人在其他国家城市地区聚居的地区，都被称为“唐人街”，chinatown。
《敦煌》这部影片的最后，是一段旁白：
“时光过去了九百年。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，人们发现了被埋藏的四万多件文书、经典和美术绘画。与当时埋藏这些文化宝藏的人意愿相反，俄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（佐藤先生并没有避嫌自己的祖国）等国家的探险队，蜂拥而至。他们将其中大部分盗运到国外，在中国，仅仅剩下不足一万件。这次发现，在人类文化史上，被称作本世纪的最大发现。从此，敦煌学，这一独立的分科就成立了。历史上，从来没有记载过，为埋藏这些经典而死去的人们的名字。”
几年之后，著名学者余秋雨出版了一本《文化苦旅》，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，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故事。这就是他的文集当中，一篇带着幽怨的著名散文《道士塔》。
不过在余大学者笔下的那个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的形象，据不少后人的考证，其实有着另外的血肉和人格。他是一个冒死保护古籍，却连连失败的人。
历史当然可以戏说，因为没有人会从历史当中走出来，和你争论一番。尤其是像孟星魂这样的重生幸运儿，他不但可以戏说，还可以改戏。
即便唐继礼就是2005年大哥成原著的《神话》的导演，如果他在潜历史上看到这一部与自己的电影，小同大异的作品，也会为其中的大改特改，击节叫好的。